近年来，杭州在城市休闲设施方面不断升级，尤其是在市民喜爱的垂钓活动上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截至目前，杭州已开放222处城市河道垂钓区域，涵盖多个城区，周边还设置了垂钓公约、安全警示牌、垃圾箱等设施，一年以来市民反响良好。
为了进一步规范城市河道垂钓管理，日前，杭州市向社会广泛征求有关河道垂钓的意见和建议，这也预示着未来在杭州的钓友将会拥有更加舒适的垂钓环境。
钓点普及，呈现热门化、年轻化的态势
“钓了几十年了，一天不钓手就痒。”无论晴天雨天，家住东河边的陈先生每逢傍晚总要下楼“甩两杆”。陈先生表示，随着这两年杭州陆陆续续开辟钓鱼点位，自己也将这座城市的大小河道跑了个遍，哪里鱼多，哪里鱼好，心里早已有了一笔账。“不过来最多的还是家门口，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就能来，很方便。”
最近，听闻杭州城管部门又计划在合适的点位修建完善安全、适宜的垂钓平台，提供更多垂钓平台供市民群众垂钓使用，陈先生钓鱼的兴趣更高了。“最近‘空军’（指钓鱼人一条鱼都没钓到，空手回家的情况）的频率不低，要是能开辟更多新点位，这对我们钓鱼爱好者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。”陈先生也提出建议，希望在开辟更多新点位的同时，有关部门能加大放流，促进河道生物多样性。
“杭州在城市间能够开放如此多的垂钓点，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。”浙江省钓鱼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孙浙东向记者表示，他也曾去过很多城市，不少城市关于垂钓或是禁止，或是仅有几处地方开放垂钓，并且还要收费。“不少其他城市的钓友来到杭州都表示很羡慕，因为杭州钓鱼不仅免费，还有这么多点位。”
据孙浙东观察，目前杭州城市垂钓的总体发展趋势呈现热门化、年轻化的态势。“随着钓点的增多，以及大量年轻人的加入，现在杭州城市垂钓的人也越来越多，这也就必然会导致杭州河道内的鱼类资源减少。”孙浙东表示，杭州不少河道内的鱼都不是自然生长，大多为人工放养，钓鱼的人一多必然会出现“人多鱼少”的局面。
孙浙东也呼吁市民朋友要文明垂钓，在已经出现净水鱼类减少的城市河道尽量少垂钓、不垂钓，减少对一些资源锐减或不能自行繁殖鱼类种的影响。同时，要做到科学放生，进一步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。
宜疏不宜堵，管理与服务双向奔赴
曾几何时，钓鱼爱好者与城市管理者一度是“猫捉老鼠”的关系。钓鱼爱好者不断开发新的野钓地点，可能又破坏了更多城市水岸环境。随着近年来杭州市对于垂钓活动的规范管理，《垂钓公约》的上线以及完善，加上钓友们的自觉遵守，让杭州的城市垂钓活动逐渐与不文明切割。
除了对垂钓活动的管理，对于河道水质的管理，杭州市也一刻没有放松。杭州市城管局水设施河道中心河道处处长徐玉裕表示，开放标准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河道水质基本都能达到Ⅲ类标准，河道生态系统也相对完善稳定，有固定的鱼群。这样才经得起垂钓者对种群的“干扰”，保持生态平衡。
截至2023年，杭州市共创建市级美丽河道203条、464公里，其中省级美丽河湖24片区113条、261公里，更好地满足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户外运动的需求。“为了更好地让市民享受河道治理的成果，同时给垂钓爱好者提供相互交流、学习的机会，我们每年都会联合各城区积极开展垂钓系列赛。”徐玉裕介绍道。
管理工作井井有条，对于垂钓者的服务也一刻没有落下，正在朝着更加人性化、精细化的方向迈进。在杭州不少垂钓点，都设置了专门的渔具摆放区、救生设备、非机动车停放区和分类垃圾桶等配套设施，有的垂钓点甚至还配有遮阳伞支架孔，不论晴雨天，垂钓爱好者都能“闲来垂钓碧溪上”。
“包括此次向市民征求垂钓点位的意见，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热爱垂钓的市民。”徐玉裕表示，通过调研发现，一些点位的实际使用频率不高，而有些点位又过于饱和，“因此，我们在广泛征集意见后，将根据大家的实际需求，对垂钓点位进行新增和调改。”
值得一提的是，自发出征集公告以来，杭州市城管局已经收到不少市民来信，提出了包括禁止非法捕鱼、加强河道巡逻管理、建立线上垂钓平台、举行钓鱼大赛等意见。徐玉裕表示，在意见征求完毕后，未来在逐一落实的过程中，也将增大对不文明行为的劝导力度，继续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垂钓环境。
编后
城市垂钓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休闲活动，开放和禁止，看上去矛盾，其实背后反映了一个问题：城市应当如何管理钓鱼活动？
首先，城市管理者应进行精细化分类管理，避免“一刀切”。有城市明确列出禁止的钓鱼模式，同时也给出推荐钓法，从选择渔具开始控制钓获量，即“一人一杆一线一钩（单钩或双钩）”。
而针对休闲垂钓和捕捞之间的灰色地带，则可对钓获量、渔获大小实行定量管理方法。其次，加强城市垂钓宣教。让爱好者不仅能享受钓鱼的乐趣，也认识到钓鱼中的“适与不适”，不让无知“误伤”生态。不让不文明与不安全行为成为垂钓者的标签。
杭州在公共垂钓点设置了专门的渔具摆放区、救生设备、非机动车停放区和分类垃圾桶等配套设施，有的垂钓点甚至还配有遮阳伞支架孔，不论晴雨天，垂钓爱好者都能“闲来垂钓碧溪上”。从“管理”到“服务”，体现的不仅仅是方式的变化，更是城市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。
本报记者 谢嘉伟
